历经40余年发展，中国的ICU到了一个“过度繁荣的时代”。理想中的ICU应该少一点死亡、克制地救助、拥有更开放的环境。但他只是一名普通医生，无力改变。
文
盛梦露
编辑
王珊
ICU医生甘泉35岁那年只接手了一个死亡病例，这在过去不敢想象。
医院工作的九年里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他眼前变成静止的尸体。连接病人鼻腔、食道、心脏或者血管的机器发出的刺耳声响在病房回荡，之后，数字归零。
至少三百次，他说就像站在奈何桥上。无论是车祸里失去半个脑袋的男人，刚刚产下婴儿的女人，还是被空调冷风吹进ICU的少年，他只能站在桥头，看他们过桥而去。
更多的无奈在医学之外——家属的愤怒、怀疑、辱骂、伤害、无谓的坚持，还有人性的懦弱和算计。
病人的痛苦，自己的情绪波动，都被他埋进记忆的垃圾桶。甘泉话不多，一张圆脸，架副眼镜，下巴左侧有颗痣，后脑勺总有几撮头发歪斜着。他说话声音不高，强势的武汉口音在他嘴里也蛮温和。
有从业者判断，历经40余年发展，中国的ICU到了一个“过度繁荣的时代”。理想中的ICU应该少一点死亡、克制地救助、拥有更开放的环境。但他只是一名普通医生，无力改变。
去年，医院，加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，成为湖北省医院的成人ICU科室主任。一年个病人中，只有一例死亡，个孕产妇全部存活。他身上的八种病只剩下一种，血压血脂降了，肾结石、胆结石消失不见，脸上的肌肉也轻松下来。
在妇幼保健院十楼，甘泉的科室拥有走廊尽头的十间房，12张病床，10个护士和6个医生。其中四间病房，每间3张床，蓝色地板，粉色家具，窗帘是暖黄的。有太阳的时候，病床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金色——这还不够理想，他希望将来可以让患者选择窗帘的颜色。
这是一个普通医生的成长故事。奈何桥旁的观望使他自省——作为医生，有可为，有所不为。
三月中旬，某重度子痫前期产妇紧急实施剖腹产，甘泉全程陪同确保安全。盛梦露摄
黑暗ICU
天亮了。坏消息随时可能来临。
3月中旬的一天，早上6点，甘泉从值班室的床上醒来，套上白大褂，走进走廊对面的病房。26岁的产妇王倩“大喊大叫了一天”，终于推上手术台，肚皮被划开一刀，生下一个男孩。就在婴儿啼哭的那一刻，她的心跳停了。
心跳骤停的例子甘泉至少见过一百个。这种坏消息对他来说就像饮水穿衣，命中注定。有一次，几个医生轮流按了50分钟，病人才恢复自主心跳，但最后也没救回来。还有一次，只要医生一按，病人就能开口说话，停止按压，又倒头失去意识。
按压几分钟后，王倩有了自主心跳，但头仰着，没有意识。她被推进ICU病房，呼吸机的白色管道从她嘴里探出，七八台机器在床边嗡嗡作响。
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，这样的危重病人目前是少数。甘泉过去的ICU病房里，每天都有昏迷的患者，大多是老人。有个特殊的公费医疗病人，98岁进ICU，现在岁，每天昏昏地躺在病床上。到了最后，由于长期卧床，老人的肌肉萎缩，慢慢蜷缩起来。
“在ICU治疗后又不能康复的病人，有时候就像一个植物，我们只能每天就给它‘浇浇水’，维持住生命。”甘泉说。
在他工作过的ICU病区，这种老年病人最多时占了六七成。
还有一些“明知不可而为之”的。病人身上插满管子，气管被切开，没了意识，心肝肺各种器官衰竭。经验告诉医生，患者回不来了。但继续救治的理由很多，有人想尽孝，有的地产商就愿意砸钱，有的是子女在国外回不来，有的是车祸还没找到家人。
更多时候，是家属无法接受死亡，他们不相信医生。
甘泉通常先应承下来，“但是”，他话锋一转，“那就纯粹是个流程。心肺复苏有时候肋骨都会折断，除颤器让心脏恢复电流，有时候会电糊。”家属一听，往往不再坚持。
也有劝家属抢救的时候。一个老人，有七个子女，每人一天凑一百元就可以把老人救回来，但谁都没有出钱的意思。“作为医生，我不应该讲这个。但我是作为朋友讲这段话的：你们小的时候生了病，父母肯定花钱尽力救你们，没有说会放弃的，到了他们老的时候也应该行孝。”甘泉说。他们听了，很快把钱交了。
为了保护自己，谈话前他有时会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，往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一塞。他也会主动跟患者说，“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”。“把柄”就这样留了下来，但从医十年，他还没有直接经历过医患纠纷。
回忆过往，甘泉保持着冷静，脸上是一贯和气的神情。几乎没人见过他慌张、动怒，与他共事九年的同事，甚至初中以来的好友都没有见过。他的一个朋友说，这是他最大的特点，但可能也是唯一的缺点，“太冷静了，显得有点没有人情味”。
负面情绪被他分门别类，丢进不同的“垃圾桶”。医院，他跟朋友、家人从不提及，用其他的生活片段压住垃圾桶的盖子。垃圾桶装不下了，他就让大脑进入冥思状态，关闭所有的感官——除非在值班，他会留出听觉，等待病人呼唤。
昏迷14个小时后，产妇王倩脱离危险。正如甘泉之前跟患者家属说的，根据经验，她有95%的可能醒过来——对于所有心跳骤停的病人而言，存活几率大致是7%，王倩抢救及时，他才给出这个判断。
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甘泉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会儿。走进病房，他又呵呵笑着，“你看，这里热热闹闹，吵吵闹闹的，多好玩”。
王倩醒来后对抢救过程毫无记忆。出于感恩，她对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。但她的丈夫依然对医生不信任，“医生说话都有套路，之前说存活可能性95%，现在又说20个人能活一个。”
右一为甘泉
给天使打电话
甘泉在心里把病人分成两类，能救的，不能救的。对能救的，他话不多说，直接找家属签字抢救。“都不用看（知情书），看了也要签。”对于后者，很多医生选择了保守的方法，不到最后一刻不松手，给家属希望。
他则直接地把认为不必要的患者劝走了。“假如我家里有人得了这样的病，我就会让他放弃治疗，哪怕是把房子卖了也治不好”，打个比方，“就相当于花20万买了一个彩票，还只是一个号。医院这个病就没有救活过。”
但看起来“没有人情味”的甘医生又主动帮病人省钱。他会准备两手方案，如果病人经济困难，不能报销的药就尽量不用。
在中国，医院科室收入和病人的治疗花费直接相关。甘泉说，自己可能给科室收入带来了一点损失，但他只管五张床，影响甚微。
和甘泉共事5年的医生方晴称他阿甘，她喜欢和阿甘聊天。阿甘有很多不同常规的想法。他说，如果专门做一个老年人的ICU，他会力推缓和医疗，绝不插管，只用一点镇痛药，让老人平静离去。他还想过做一台房车，把透析机器安在里面，让那些需要血液透析维持的病人再去看看这一生还眷恋的东西。如果阿甘当了院长，ICU就不是用来创收的。
但那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医生，说了不算。
阿甘来自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25岁毕业时，他本想成为一个收入较高的骨科医生，但竞争激烈，医院没有留他，医院ICU缺人，不讲究专业背景。
起初，他对抢救病人一无所知，“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”，几年时间才将脑子里的外科知识配合上内科知识。现在他喜欢用一则外国漫画形容ICU的工作：一位护士和天使打电话，天使问：“这个人什么时候来？”护士说：“再等等”。“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天使打电话”，甘泉笑了。
但几个病例从他的“垃圾桶”里冒了出来。
一个武大学生，去别的宿舍看朋友，吹了一晚空调，引发细菌、真菌感染，在ICU住了一周，人就没了。那时候甘泉和他一般大。“年轻的时候觉得一些年轻生命逝去看不透，觉得自己实力强一点可能还有机会”。
一个妊娠急性脂肪肝的产妇，剖腹产术后三周，一天晚上说“感觉有狗在吃我的心脏”。第二天晚上就死了。“我们都不认为她会死。”
一个朋友的妻子，一生精明，每次股灾都躲了过去，赚了几百万元，结果得了肠癌，在ICU住了一两个月，很痛苦，最后走了。
一个荆门农村的病人，得了血液系统的病。“之前一个类似的病人花了十几万还是死了。他一万元也没有。”在甘泉的劝说下，他不治了，回家吃药。“结果好了”。
“医生只能治好三分之一的人”“太多事无法解释”，这些被称作命运的事，困扰着甘泉。医学的局限性让年轻的他们不理解，“ICU就是战斗的最后时刻，不然何苦来呢？价值在哪里？”医院的同事杨华说。
甘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