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里的一天，我坐在院子里，看柿子树，看云，听风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父亲已经走了四年了。
一
父亲的病发现得很偶然。14年春节的时候，我陪父母在泰国。他告诉我他的胃隐隐作痛，估计是胆结石在作怪。因为体检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胆囊有轻微结石。我劝他不要担心，回到上海，医院，动个小手术，就解决问题了。
小的时候，父亲是我们的大山。等他老了，我发现，我们才是他的港湾。他慢慢地像一个脆弱的小孩，需要鼓励，需要安慰。他年轻的时候，烟酒不离口，一切都无所畏惧。但六十岁那年，有一次他得了急性心肌炎，心悸得厉害。医生让他不要再喝酒，也不要再抽烟。他居然真的就戒了酒，而在以前，他早上起来都要喝二两白酒。烟倒是没有戒成，但只抽那种几块钱一包的薄荷烟。不知道是因为这种烟的味道淡，还是想省钱。
那个春节过得还算不错。回上海医院。医生看了我们从宁波带过来的B超图片等影像资料，又看了看父亲清瘦的身子，他说：“Isuspectcancer.Cancer！”他重复了一下。我知道他是怕我父亲听懂。父亲满脸谦和卑微地笑着，当他觉得要麻烦人家的时候，他都是这个表情。我其实一刹那惊呆了，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。我把父亲安排到外面的板凳上坐下，然后回到医生办公室。医生说，怀疑是胰腺癌，但需要进一步诊断。
事不宜迟，我马上让医生安排做全面的检查。第二天结果就出来了，胰腺癌，胰头位置，晚期，癌肿在大动脉管道上，无法手术。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接受这个现实，父亲那一年才67岁。他身体一直说不上好，但也说不上坏。而我，医院做一个微创的取结石手术的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也没有做好接受他要离开我们的现实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他其实还年轻。
二我们兄弟小的时候，父亲很少陪伴我们。
他是个木匠。不是在东家帮人家打家具，就是西家帮人家盖房子，起早摸黑，早出晚归。有时候去远村干活，那就几天不回家。他性情木讷，满脸严肃，既不会打牌下棋，也不会和人家开玩笑。如果在家里，他要么闷头帮母亲干农活，要么站在老房子的大门口。偶尔，他会拿出他的二胡，叽叽嘎嘎地拉上一段。我曾经骄傲地看到，他有一次踞坐在一户人家新房子的大梁上，正在给那户人家的新房起大梁。他站在大梁上面，拎着一只公鸡，吆喝起来。先是自顾自地说了一段，我听下来，好像是谢了“天地君亲师”，然后是互动环节，他在上面领一句，下面一群人就跟着“好啊好啊”地叫着，这叫“喝彩”，像神父布道似的。末了，他在上面把染得五颜六色的花生、糖果、饼干、包子、还有五谷杂粮什么的往下扔，下面的人就抢成一团。于是仪式结束了。
从我们会走路开始，他从来不抱我们，也不亲我们，甚至也不和我们说上几句亲密的话，摸摸我们的头。当然，他也很少打骂我们。在农村，不打骂已经相当难得了。我的几个伙伴，都曾经被他们的父亲，用指头粗的棕绳捆起来，绑在树上，用荆棘条死命抽打，有时为了他们打破一个饭碗，有时为了他们逃学，有时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生气了。那血淋淋的伤痕，惨兮兮的哀嚎，让我们知道做人家的子女是不容易的。然而有一次，我领教了父亲的雷霆之怒。有年夏天，父母要到地里干活去了，嘱咐我到水库对面去浇辣椒地。我挑着一担水桶，那是两只铁桶。路过水库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企图从水库中间游过去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还可以美美地游上一趟。说干就干，我就把两个铁桶搂在怀里，扑通扑通地往对面去了。游到水库中心的时候，我看看还有那么远的距离，心一慌，一个水桶马上进了水。我要去拉这个水桶，另一个也马上进了水。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法把这两个进水的铁桶拖到岸边去。水库中间有几十米深，我的力气很快用完了。这下子完蛋了，我哭叫了几声，只能弃桶保命，把两个铁桶扔了。我游上岸，惊魂未定。我一点也没有为自己的小命担心，倒琢磨如何为沉到水底的两个铁桶向父母交代。那一对薄皮洋铁桶是家里挑水的必用品，也是家里相对值钱的物事了。我知道这一回很难过关。果然，父母回到家，要挑水烧饭的时候发现铁桶没了。我一五一十说了事情的经过，父亲怒不可遏，额头布满青筋。他想找几句恶狠狠的话来骂我，却张口结舌，说不出来。他转身去找抽我的荆条，扬言要把荆条抽断，再把我赶出家门。母亲使了个眼色，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逃走了。我本来心里挺内疚，为那两个铁桶的命运，现在倒生起气来，不就一对铁桶么？等老子长大有了钱，买来赔给你！
我后来才知道，父亲不是心疼那铁桶，而是担心我少不更事，把命丢在水里。我懂事以后，父亲突然谋了一个差使，他到部队里做木匠去了。木匠还是木匠，但毕竟是部队里的人。他骑着一辆老凤凰28寸的大自行车，去海军驻江山的一个训练部队里上班。那个部队靠近市区，离我们乡下大约有25公里。父亲一个月差不多回来一次，平常都是我们母子三个住在一起。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有时突然看到他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吃晚饭。喝点小酒，就着母亲做的几个小菜。有一些鱼干是我和弟弟到新塘坑的溪流里捉来的，晾干了给他下酒。几杯酒下肚，父亲的话才会多起来，讲他部队里听到的故事和典故。他说越南人如何如何坏，又要开战了；部队里谁家的孩子有出息，考上了江中了；新来的后勤股长是江苏的，对他如何如何好，但别人还是给他取了个很不雅的绰号。他还带回来很多松软的面包，是他去部队食品厂修理门窗时，厂里的工人送的。暑假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到部队的营房里去，让我们在那里过暑假。他的工坊是巨大的车间，父亲是木工的小头头，管着五六个木匠在那里干活。里边堆满了各种各样坏掉和修好的床铺门窗，满地刨花木屑。我早就知道，兵是流水的，营盘却不一定是铁打的，木制的家具多了去。下工之后，他还要做饭给我们吃。父亲的厨艺挺好，他做的饭菜，我和弟弟都喜欢吃，看着干净，味道也不错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父亲会问我们：“饭好不好吃？菜好不好吃？吃饱了没有？要不要再来点？”我吃饭的时候，感觉父亲一边大口地嚼着，一边爱怜地看着我们。我心里暖暖地想，父亲还是爱我们的。
蚊子不怕当兵的，夏天的军营里照样要挂蚊帐。我们兄弟睡相不好，“娇儿恶卧踏里裂”，一脚就把父亲的蚊帐蹬了一个窟窿。父亲笨拙地拿出针线，张飞绣花一样地把它补了起来。有一天，他去城里给一个朋友家修东西，回来的时候，给我买了两本小人书，是《偷拳》，讲的是杨氏太极宗师杨露禅在陈家沟学习太极拳的故事，我十分喜欢。父亲看我在写作文，拿过去一看，不太满意，他说：“文章不是这么写的。”那天灯亮到深夜。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去上班。我在桌子上看到他给我写的范文，工工整整的钢笔字，讲的是江郎山下的春耕情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在文章里写了四句诗，前两句是：“名胜古迹江郎山，山下人民早春耕。”这两句用江山话古音念起来颇为押韵，但诗意全无。不过父亲亲自告诉了我一个道理，诗歌不仅仅是李白杜甫的专利，木匠也可以写诗，农夫也可以写诗，乞丐也可以写诗。诗的水准且不论，但父亲为了教育我，用拿斧头的手拿起笔来，写下范文，那已经是很出色的了。
我们在部队的葡萄架下洗澡。葡萄没有人专门伺候，长得稀稀拉拉，但总有几颗葡萄在夹缝里生存。还没有到成熟，就已经被鸟儿啄得七零八落了。父亲说，“熟了熟了，再过几天就熟了。”过几天，父亲会伸手从葡萄架上摘下成熟的葡萄给我。那个葡萄很酸很酸，我一边吃，一边龇牙。父亲很少舍得买零食给我们吃。他是祖传的节俭。每次我们看到别人在吃棒冰，都会露出羡慕的神色。父亲看在眼里，却从来不曾出手。有一天，他一边叫着我们，一边快速地从自行车兜里搬下一盒子冒烟的东西。“快来，快来，吃棒冰。”真的是一箱棒冰，足足有二三十根，在夏日里丝丝冒着冷气。原来父亲那天去棒冰厂修门窗，厂长送了他一箱棒冰。他马上放在车兜里，快马加鞭骑回到宿舍里。我和弟弟，一开始还在舔着舌头舍不得大口吃，不一会儿就连啃带咬了。一根棒冰，我们三口五口已经下了肚，又去剥第二根的包装纸。每人吃了七八根，实在吃不动了，父亲还笑眯眯地对我们说：“快吃，快吃，不吃就要化了。”这是我儿时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关于食物最美好的一次记忆。
我去江中上学的时候，是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去的。我们从三舅家借了学费，高高兴兴地骑车往学校里去。一如既往地，父亲还是带着我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，后来慢慢大了，我就坐在后面的车架上。父亲骑得沉稳有力，我能闻到他身上，淡淡的烟味和酒味。
三
医生快速做了一个会诊。他们采取了一个方案，就是动脉介入治疗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瞒着父亲本人和母亲，不让他们知道父亲已经得了晚期癌症的事情。我故作轻松地对父亲说，查下来果然是胆结石，医生第二天就要给他动手术，医院里住几天。回到家，我把同样的话也和母亲说了，医院照顾。医院特殊病房，那都是我安排好的。我和他说好了第二天一早八点半，医院陪他手术。
第二天一早，堵车得厉害。八点半左右，医院。父亲的电话来了，声音很焦急，问我到哪里了。我说很快就到了。八点四十五，医院，陪着他到了手术室。医生让我们等等。父亲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好久没有做过手术了，有点紧张，所以催你催的急。”我一看到父亲，就觉得难过，他还是蒙在鼓里的人。
介入治疗并不是很成功，术后CA19-9等指标还是没有降下来。医生说，眼下只有试试伽玛刀了。我安排父亲去了虹医院。这次治疗期要一个月。我还是瞒着母亲，自己白天上班，医院。癌症已经转移到父亲的脊髓，父亲疼得很厉害，有一天晚上，医院去看他。听到病房里父亲在呻吟，闷声地哼着。我敲门走了进去，父亲发现我来了。他也就不哼了。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。他说母亲怎么不来看他，我说妈妈忙着带孩子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母亲也生气地问我，父亲到底怎么了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家？我实在瞒不住，只得告诉她父亲的情况。母亲当时的反应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她说了句：“好人没好命！”我一直担心要强的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不过，她的表现至为坚强。我请求她和我一起瞒着父亲，因为父亲有强烈的生存欲望，给他一个轻松的环境更有利于治疗。母亲答应了，而且很好地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。从她知道到父亲离世的最后一刻，他们都形影不离。
伽玛刀的效果不错，指标控制住了。我们还推荐父亲吃一种草药。那种草药叫苦草，就长在新塘坑的田间地头，乡人用来给小孩子洗澡。药汤极其苦涩，父亲天天硬着头皮喝下去。好不容易等到出院，父亲十分高兴。我也建议他和母亲去新塘坑乡下住几天。乡下空气好，有助于他的恢复。其实我知道，对于胰腺癌来说，控制无非是暂时的。我真希望父亲有一个没有病痛的晚年，也希望他出生成长的地方，能够给他一些力量。
他们回乡下之后不久，我放心地出差了。几个月的劳累，手头积累了许多的工作。可我心里终究还是放心不下。果然，有一天，父亲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儿子，我的腹部还是有些不舒服，医院。医生看了报告，说这是癌症，没法治了。我告诉他不是癌症，医生说上海都治不好，还来这里治什么。你说我得的是癌症么？”我人在台湾，只能在电话里先安慰他几句。放下电话，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他**的！”我辛辛苦苦瞒了几个月的事情，就这样被毫不费力地戳穿了。
父亲知道他得的是癌症之后，情况就急转而下。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经常坐着发呆，看着他活蹦乱跳的几个孙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怎么舍得呢！我怎么舍得呢！”他经常观看中西部卫星频道，那里边的白大褂专家们，一本正经地兜售他们的灵丹妙药，连死人也可以救活。我一直反对父亲做化疗，但不反对做止痛和提高体质的改善性治疗。父亲不知道听了谁的话，要去化疗，我知道胰腺癌的化疗效果并不好，但还是给他做了个基因的检测，看看对哪一类药物敏感。后来送医院做化疗。疗程一共要八次，才做了四次，父亲就吃不消了，形销骨立，颓然无神。他自己也要求放弃了。
母亲和我商量，还是让他回老家去，医院。找一个单人病房，母亲和家里的姑姑可以去照顾，我和弟弟轮流回江山探望，尽量不影响我们的工作。父亲是我和妈妈送回江山的，我开了一辆小车，把后座放倒了，做成一张床，让父亲躺在上面。父亲精神还不错。我和他开玩笑，问他还记得湘西凤凰的沈从文墓碑上的字吗？“一个战士，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我告诉他，那是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题写的。父亲对沈从文不感兴趣，不过我告诉他黄永玉也是一个大师，曾经也是一个木匠。他悠然神往，说：“不聪明的人，做不了木匠！”
四
我上高中了，父亲不久也从部队里出来。因为政审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没法进入部队的编制。九十年代，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了，部队里的待遇反而很低。父亲养家捉襟见肘。不知他下了怎样的决心，从部队里出来，到江山建设公司做了一个小木工头，专门负责木工活。我记得城南小学是他曾经施工的地方。我看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时候，看到汶川的那个孩子，想去鸟巢看奥运会开幕式，摸摸他父亲曾经安装的栏杆。“拍遍阑干，无人会，凭阑意。”可是我能看懂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在城南小学周边留连过几遍，就是想重温他的身影，想象他在楼上干活的样子。在那么炎热的夏天，他在城南小学的工地上，买了一堆的青辣椒，在锅里干煸好了，就着大碗米饭，恨恨地吃下几大碗去，然后迎接繁重的体力活。他最奢侈的享受，就是就着青辣椒，喝一瓶本地几毛钱的啤酒。
三年高中很快过去了。父亲也没赚到什么钱，施工队工资拖欠得厉害，不过我倒没有拖欠过学费。零批录取的时候，父亲极力主张我去第一军医大学，因为不用交学费，生活费也有着落了，再或者，还顺便给他圆了真正的军营梦吧。我最终没有去军医大学，因为一军大那年提供的专业是“核磁成像”，而我想学临床医学，所以放弃了。填学校志愿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厦门大学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一是因为厦门暖和，我不用费钱买衣服，一件衬衫和外套就能够笑傲四季；二是因为厦大每月有五十六元的特区补贴，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度过我的大学生活了。开学的时候，父亲给了我元钱，这是一年的学费，也是家里倾其所有，到处拼凑的。我还记得父亲骑着他那破自行车，到姑父，舅舅家去借钱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四处找活赚钱，发传单、抄信封、洗车、做家教、写文章、翻译汽车工具手册，什么都干过，一年下来，终于给自己留了足够的生活费，还给家里寄了元钱。
父亲和我的交流，慢慢地就局限于信件了。他每月一封，基本不中断。开头就是“伟我儿”，再就是问我身体如何如何。他一般不对我的事情发表意见。不知道是提不出意见，还是因为对我足够放心。大三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准备考研。父亲说，考研也不错，还叫我不要给家里寄钱了。说家里日子还是能过的。可我想起他在工地上干那么重的体力活，吃的全是青辣椒；想起母亲一介女流，却要种全家人的口田；想起弟弟十一二岁，就要上山去砍毛竹，扛木头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对考研没兴趣。我觉得我读的每一本书，上的每堂课，都浸透了他们的血汗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我应该早点工作，帮助家里脱离经济的泥塘。再说了，大学里多的是硕士、博士，我看看混文凭的比比皆是，傻的看上去也不少。我想，研究生是不多我一个了。我毫不犹豫地开始寻找工作。
我大学毕业时候，到了宁波。第二年，我把家乡的父母接过来，又把弟弟也接过来，一家人在宁波单位安排的一间十几平米的斗室里团聚了。我们在阳台上做饭；在室内放了两张床，大床给父母，小床我和弟弟；我还用工资买了一台长虹电视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电视看上了世界杯。父亲也喜欢看比赛，估计是部队生活给他的印记。母亲开玩笑说，幸亏生的两个儿子，如果有个女儿，这房子不太好住。后来我凑钱买了间店面，让父母开了家小店，聊以度日。从那时起，父母从我们基本没有分开过。一直到年。我到了上海，父母在我和弟弟的家中轮流过日子。我知道，他们的日子是舒心的。尤其是我的弟弟，脾气极好，人又踏实，可以陪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把他的大把时间回注到父母的恩情里去。我却整天忙得像一只野狗，忽忽进，忽忽出；又像一个陀螺，只有不停地抽打，才不会自己停下来。
年奥运前夕，我们一家三口带着父亲去北京。那时他第一次去北京，也是第一次坐飞机。他像个孩子一样在飞机上走来走去，在没人的座位上坐坐这个，坐坐那个。最后，他紧贴着舷窗，好奇地看着外面。在北京城的东四北大街，大儿子自己钻到胡同里丢了。那年，儿子正好五周岁。父亲，我和太太三个大人在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茫然无措，各种可怕的念头不停地撞击神经。我打电话报了案。看到父亲哭丧着脸，急得六神无主，一口一个“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”。幸亏不久之后，儿子自己回到了酒店，算是有惊无险。接下来的那五六天，我看到父亲根本没有心思看风景，他的眼神一刻没有离开过孩子。孩子在他身边的时候，那就是一切了。他宁愿自己不吃不睡，不眠不休，也不会放弃对孩子的